“白虹贯日”到底还是不如四个轮子的现代科技产物跑得快，骆闻舟同志臭美了一早晨，不幸光荣迟到。
不过在这方面，骆闻舟乃是惯犯，晚个十几二十分钟，还不足以激起他的罪恶感，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办公室，十分坦然地接受众人的注目礼：“早啊，孩儿们，吃了吗？”
注目礼染上了一层期待的柔光，饥饿的群众饱含深情地看着他。
骆闻舟空着手“哈哈”一笑，得意洋洋地宣布：“我吃了。”
含情脉脉的目光立刻黑化，原地化作仇恨的利箭，恨不能把骆闻舟楔在地上，再踏上一万只脚。
不过随后，楼下食堂紧跟着送上来几笼刚蒸好的小笼包，得知这是骆队刷卡买的，人民群众的情绪又稳定了下来，骆队又重新成了大家的好队长。
郎乔一边给大家分包子，一边问：“老大，你又起晚了是吗？”
“没有，”骆闻舟用状似很随便的语气说，“早晨我车让人开走了，骑车过来的。”
骆闻舟没有拿爱车当小老婆的毛病，在这方面颇为大方，便衣探访、不方便开公车时，经常会“私车公用”，还会偶尔借给穷鬼同事相亲用。然而这句话的重点不在“借车”，而在“早晨”。
有好事的同事探头问：“谁一大早开你的车啊，骆队，昨天晚上家里有人吧？”
骆闻舟欲盖弥彰地一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享受起“群起而哄之”的特殊待遇，完事他还要得便宜卖乖，真显摆假抱怨地来了一句：“裹什么乱，我这喝了一肚子西北风还没消化呢，唉，这种时候就觉得，单身狗也有单身狗的好处。”
众人听了这番话，嘴里的包子忽然有点不是滋味，虽然填饱了肚子，依然有点想揭竿而起，弄死这个贱人。
骆闻舟心满意足地收获了一把死亡视线，打开自己的电脑，登陆市局的“移动办公系统”。
自从上次出了跟踪杨波的刑警身份泄密事件，他就养成了没事登陆看一看的习惯。
“对了，老大，昨天行政的王主任说，快年底了，局里打算做个普及安全教育的宣传片在公交地铁上放，让咱们队出几个人。”郎乔说，“要形象好一点的。”
“告诉老王，我手下是本市公检法系统第一秧歌……不，模特队，让他过来随便挑，看上哪个直接领走，我们卖身不卖艺……”骆闻舟伸了个懒腰，随手把页面往下拉，“哎，什么情况，怎么熊孩子离家出走的破事也推送到我这了？”
这套移动办公系统全称太长，于是大家给它起了个艺名，叫做“打卡器”，系统设计理念其实很先进，是全市范围内联网的，只是没有经过强制性推广，功能又和本来就有的公安内网有诸多重合，诞生得很是多余。于是它和市局每年举办的无数场不知所谓的活动——诸如没人看的宣传雷片一样，都成了“面子工程”。
除了出外勤时要记挂着“打卡器”这个形式主义的小累赘，其他人基本也就是在写年底总结的时候，才会一窝蜂地登陆查询自己的工作记录。
骆闻舟的权限比较高，除了能查询市局刑侦队所有人的出勤情况以外，他还能看见各区分局刑侦部门目前都在干什么。如果各区分局与街道派出所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需要转交上级，他们也会事先备份简单信息，在走程序前推送给相关部门负责人。
可是此时推送到他面前的这案子着实有点“鸡毛蒜皮”——是一起中学生集体离家出走事件。
本市有一所初高中一体的私立学校，名叫“育奋中学”，育奋中学是封闭式管理，学生们都住校，一周才能回家一趟，这礼拜却有几个高一的学生趁夜从学校里翻墙跑了，其中一个学生还给老师家长留了封信，交代了出走缘由，无非也就是“压力太大”、“孤独没人理解”之类。
骆闻舟看完，十分莫名其妙：“我说，下一步咱们的工作重点是不是就得变成寻找走失金毛犬了？”
燕城的公安系统一般是这样的——类似自杀、事故、寻人之类的案件，由基层派出所的民警处理。如果民警介入后，发现事件比较复杂，需要配合专业的刑侦手段，就会报到所属区县分局的刑侦队。
一般只有那些跨越了行政区，或是影响非常恶劣的大案要案，才会惊动市局。
郎乔溜达进他办公室，探头一看：“哦，这个事啊，我知道，首先这件事跨区了，而且据说还申请了网警协助，不是一两个派出所能解决的事，协同作业的部门比较多，可能是推送的时候没仔细看，顺手把市局也钩上了。”
陶然奇怪地问：“寻人找网警干什么？这帮熊孩子离家出走去网吧啦？”
“不是，因为领头那孩子留下的那封信在网上火了，”郎乔打开手机上的社交媒体给他们看，“还有好多人转发，现在的孩子都离不开网，万一在哪看见了，可能会抑制不住虚荣心回复，到时候能第一时间定位到人。”
骆闻舟扫了一眼：“这都三天了，人还没找到？”
青少年离家出走和儿童走失不是一回事，出走的是高中生，十四到十六周岁不等，男女都有，因为是自发结伴走的，碰上什么危险的概率也不高，而且毕竟年纪小，比较容易追踪，往往很快就会被逮回来。
当然，更常见的是钱花完了，熊孩子们不等被找到，就自己乖乖滚回来了，三天还没找到人，着实有点不太正常。
“谁知道跑哪去了，”郎乔一耸肩，“想我年轻那会，每天都忙着早恋，从来没时间搞这种幺蛾子难为老师家长……”
“对，你肯定也没时间读书。”骆闻舟翻了个白眼打断她，“三岁看老，你也就这点出息——快别贫了，准备开会！”
这是在大半年非人的工作强度后，市局难得清闲的一段日子，骆闻舟懒洋洋地主持了一个玩手机……不，思想学习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陶副队用平铺直叙的声音念催眠的学习材料，中老年同事们交头接耳抱怨孩子不好好学习，小青年们由骆队本人身先士卒，在会议室里开了个团，现场刷boss。
要是每天都能像这天一样就好了——整个燕城笼罩在冰天雪地里，大家打着哈欠上班上学，公安系统冬眠在宁静的会议室里，手头最大的案子就是一伙高中生离家出走。
手游里的boss被轰了个四脚朝天，骆闻舟跟周围一帮人挤眉弄眼，在会议桌底下互相拍手。同时，他心里又忍不住走了个神，心想：“费渡那会在学校里干什么呢？”
那时候他妈刚死，他又有一个说不清楚的父亲，十四五岁的孩子，连句多余的话都不愿意跟人说，心事重得千斤顶都扛不起来，他听得进老师讲课吗？会像别的孩子一样，惦记着自己要考哪一所大学吗？能无忧无虑地沉迷于早恋吗？
“老大，又开一盘，快点加进来。”
骆闻舟回过神来，重新端起发烫的手机，感觉费渡可能是有毒，见缝插针地要跑到他脑子里来骚扰一番，甚是烦人。
比窦娥还冤的费渡此时对自己的“罪行”毫不知情，他轻车熟路地开车去了燕公大。
潘云腾的办公室门被敲响了三下，他抬头应了一声：“请进。”
市局重启“画册计划”，白老师的丈夫潘云腾就是燕公大这边的负责人，也是费渡的临时导师——费渡原定的导师在开学前突然获得了一个难得的进修机会，着实机不可失，于是几经疏通学校的关系，把费渡换到了潘云腾手下，让他“机缘巧合”地开始跟进“画册”项目。
“费渡？”潘云腾见他愣了一下，“你怎么这就出院了？快坐。”
费渡住院的时候，潘云腾和白老师夫妇当然也去医院里探过病。他这会脸上仍然带着明显的病气，脸颊苍白，衣服也比平时厚了三分，下楼时感受了一下燕城严酷的冬天，被车载空调用热风对着吹了一路都没能暖和过来，直到这会手还是僵的。
他道了谢，从潘老师手上接过一杯热饮，捂在手心里好半晌，烫红的手指才有了几分活气。
“不需要后续治疗，在医院住着也没什么用，再说住得也不舒服，还不如回来慢慢养，”费渡说，“再说我怕再躺，一个学期就过去了，您让我留级怎么办？”
“说正经的，你也是，”潘云腾没回应他这句玩笑，严肃地说，“一线刑警偶尔遇上危险还可以理解，可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一个调档做文字整理的学生也能赶上这种事！”
“巧合，当时市局公车不够，正好借他们用车嘛，”费渡十分放松地靠在椅背上，“我听说骆队为了我这事写的检查都够集结出版了？这事就算揭过吧――老师，我交的作业您看了吗？”
潘云腾瞪了他一眼，从电脑上调阅出他交的论文，他办公室有个电视，潘老师专精学术，不苟言笑，即使偶尔放松，看得也是法制频道——费渡进来之后的这会功夫，电视上正好在播《乡村警察故事》，讲一个妇女出走后死在路边，旁边有急刹车痕迹，当地派出所很快找到了肇事车辆，肇事司机承认自己深更半夜醉酒驾车，从死者身上碾了过去。
可偏偏死者身上没有撞击痕迹，死因仿佛另有隐情。
费渡也没看见前因后果，只是电视节目渲染的氛围又诡异又森冷，好像藏着什么大阴谋似的。
潘云腾大概是嫌吵，抬手关了电视。费渡在转椅上转了一圈：“人是撞死的，还是死了以后再被车碾压的，法医很容易鉴别吧？这种所谓‘阴谋’有什么意义？”
“要是之前整理的那些卷宗你都仔细看了，就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犯罪分子并不具备足够的常识和智力，”潘云腾一目十行地回顾着费渡的论文，头也不抬地说，“有些完全是一时冲动之下的激情杀人，还有一些十分愚蠢，凶手甚至会相信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企图糊弄当代刑侦手段。真正棘手的犯人非常凤毛麟角——唔，群体性趋势，‘趋势’这个词用得很微妙，你为什么想写这个题目？”
“因为您说得对，除了在一些相对偏远地区，想要躲过当代刑侦手段是很困难的，往往也更挑战人的心里承受能力，但群体性犯罪则是另一回事，有时候成员可能根本不认为自己参与了犯罪活动，”费渡说，“越是相对封闭的环境，就越是容易催生出畸形的群体，比如监狱、偏远山区里买卖人口等。当然，开放的地区同样有可能，只是成本也会比较高。”
潘云腾看了他一眼。
费渡脖子上还挂着围巾，微笑藏了一半在围巾里，说出了他的来意：“老师，最近的三起大案都是群体性事件，能不能在画册里专门做一个专题？”
潘云腾的眉高高地挑起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联络人是他自己指定的，潘云腾几乎要疑心费渡是别有用心。
费渡低声解释：“我做事不喜欢半途而废。”
“我考虑一下。”潘云腾冲他摆摆手。
费渡也不纠缠，冲他一点头，起身告辞，同时不太担心对方会不答应――如果真是那样，反正他也有办法让现在的联络人因为一些意外退出项目。
希望运气好一点，他的论文能说服潘云腾，否则非要动用非常规的手段，对伤患而言也是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