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财伯当过兵，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鬼子硬碰硬刺刀拼刺刀时眼睛皮子都不带眨一下的，但若是看到有哪个人一哭泣，他的心立马就软和了起来。
他也一屁股坐在了薛老汉旁边的地上，伸出一只胳膊揽住他的肩膀，掏出一支烟燃上，双眼平视着远方，心平气和地对薛老汉说，“老薛啊！我知道你这么多年来过得不容易！”
做思想工作，忠财伯得到了当年连队指导员的真传，那还是有一套的。
“你看，咱们老薛家，那可是自打唐朝以来就统治着咱三姓寨的王公贵族啊！哪个不是锦衣玉食，三妻四妾的啊？！”
薛老汉没有说话，也没有什么感慨，家族的那些过往早就被他遗忘得差不多了，他心里其实正在揣测队长会如何处理他薅羊毛这件事情。
“哪怕就是你那时运最不济的祖父薛三爷，前前后后也娶了三个老婆。”忠财伯一边吞云吐雾地回忆，一边又抽出一支香烟来递给薛老汉。
薛老汉摆了摆手，没有接。
他这会儿根本没有心思抽烟，他只是想让队长给他来个痛快的，不要在这里扯七扯八地让他受煎熬。
“到了你父亲他们那一辈，薛家都还有七八个男丁，可是到了你这一辈，咱薛家就只有你这一个男丁了，也算是皮脉吊千斤，责任重大！”
薛家的历史三姓寨所有上了年纪的人都是门儿清，作为大队支书的忠财伯自然也不例外。
“好在有政府的照顾和帮助，让你和朱家二小姐结了婚，虽然她也是一个‘黑五类’。”
忠财伯他们那一代人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不仰慕朱家二小姐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有那个胆量去迎娶这个出身不好的女人。
直到她快三十岁时，才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与同样出身不好的薛老汉结了婚，婚后第三年，在生产薛启瑞的父亲时，难产走掉了.......
“朱家嫂子虽然走得早，但好歹也给你们薛家留下了根儿，而且现在你都有好几个孙子孙女了，多好啊！”忠财伯做了半天的铺垫，终于准备讲关键的问题了。
“你看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为朱家嫂子守身如玉，从来都不在外面沾花惹草，村子里的人们也都很敬重你，过年时请你写春联，结婚时请你写请帖，生产队还请你写标语.....”
“眼看着孩子们都长大懂事儿了，你看你，怎么就守不住了呢？”忠财伯巧妙地进入到了谈话的主题，“男人嘛，守不住了也情有可原，更何况你还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正常男人。但你有需求完全可以给我们这些老兄弟们讲讲嘛！何必要私下里做出那么龌龊的事儿呢？”
薛老汉实在是听不太懂忠财队长在说些什么，纳闷儿地看了他一眼。
“你要是早点给我们说了，新华大队背架子沟里面就有一个合适的女人。她才刚过五十岁，身子骨硬朗结实，又没有生产过，一个人守寡过了好多年了！你看，和你多合适啊！”
薛老汉终于听明白了，忠财队长这是准备给他做媒找老伴儿啊！
“打住吧！”薛老汉生气的说，“谁愿意找谁去找去！别拿我说话。”
“我薛家虽然没落了，但鲜廉寡耻我还是懂得到的！”他骄傲地说道。
“你既然懂得鲜廉寡耻，那为什么还要去糟蹋那些可怜的羊儿们？”忠财伯一不小心终于把这句话给喷了出来。
“什么？！”薛老汉像个弹簧一样从地上弹了起来，“你刚才说什么？糟蹋羊儿们？”
“呀、呀呀呀！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快别在那儿装无辜了！”忠财伯鄙视地说，“你有没有干那些事情难道你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我干什么事了？！”薛老汉只感觉自己的天灵盖都快要气爆炸了，“哪怕你是队长，今天不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我绝不放过你！！”
“都有人看见了！好几个人看见的，你还不想承认？”忠财伯咄咄逼人。
“看见什么了！你让他们过来，三人当六面，咱们当面对质！”薛老汉有些激动 了。
“你偷偷摸摸地把羊儿们搂在怀里半天都不撒手，而且还不止一次这样做，你说你不是在糟蹋它们你还能是干啥？！”忠财伯说得有鼻子有眼，听起来似乎有理有据。
“哎呀我的妈呀！”薛老汉听闻此言，羞臊不已，“杨忠财！你竟然这样污蔑我！”
他也顾不上尊称“队长”了，一把拉起忠财伯的胳膊，大步流星地就往他家暂住的牛圈走去，“你跟我来，用你的狗眼好好瞧瞧吧！”
当几十只做工精巧的毛笔整齐地摆列在忠财伯面前的条案上时，忠财伯依然还没有明白过来。
“不就是一堆毛笔吗？我家里也有好几支呢！有什么好炫耀的？”他不屑地嘟囔道。
“炫耀？！”薛老汉苦笑一声，“我薛家住着牛圈，吃着野菜米糠，穿得补巴摞补巴，混到了如此田地，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那你给我看这些毛笔干什么？”忠财伯反问道。
“你家的毛笔是你花钱从供销社买回来的，你有钱；而我的这些毛笔，是我自己用队里面那些羊儿们身上的毛做出来的！我买不起！”
薛老汉不糊涂。
虽然在“糟蹋羊儿们”和“薅羊毛”这两件事之间，无论选择哪一件都没有好果子吃，但孰轻孰重他还是拎得清的。更何况事实就是如此。
忠财伯这下子才恍然大悟。
他拿起一支毛笔来，仔细端详起来。
拇指粗的竹根被拉直打磨后做成了精致的笔杆，齐整的羊毫用松脂嵌入竹根的一端，饱满的笔头正是洁白的山羊毛，毛尖上还有一丁点黑色。
“可以啊！老薛！”忠财伯欣赏着薛老汉的杰作，由衷地感叹着，全然忘了自己是来兴师问罪的。
“现在你也看见了，队里面那些羊身上的毛是我薅的，全部用来给我几个孙娃子们做毛笔了！”事到如今，他不再隐瞒丝毫，“竹根是我在里头沟的野竹林里挖的，松脂是在甑子包的松林里弄到的。”
“这些都是集体财产，我侵占了，该怎么处罚我都认！”
“哎呀！什么处罚不处罚的！事情搞清楚了就行了！”忠财伯还在那里一支一支地查看着那些毛笔，“不就是几根羊毛吗？薅了以后还可以再长出来嘛！”
忠财伯从那十几只毛笔中挑选了三四只自认为比较好的，攥在手里，抖搂抖搂披在肩上的那件褪了色的五零式军装，反背着双手，信步走出薛家住着的牛圈。
“以后再薅羊毛不用偷偷摸摸的了！”他甩来一句话，“大明其白地薅，就说是我让你薅来给队上做毛笔用的！”
薛老汉目送着这个退伍老兵佝偻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
从那以后，薛老汉再需要羊毛做毛笔时，就会“明目张胆”地在众人眼皮底下进行，不再偷偷摸摸的了。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了了，谁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年队里面放羊的社员摇身一变成了造反司令，将这件事情给抖搂出来了，正式定罪为“长期侵占集体财产，薅社会主义的羊毛”，把他和韩保长、我爷爷他们几个人关押在一起，时不时让他们戴上旧报纸糊就的高帽子，背上木棍扎成的十字架，押解着满三姓寨游行......
无论遭受多大的罪，薛老汉对这条罪名从没有叫过冤，也没有把责任推脱给忠财伯——虽然他完全可以说是忠财伯让他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