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局，郑支队，又不是外人，千万别这么客气，我们随便吃点，抓紧时间研究案卷。再说我又不能喝酒，您二位不信可以问宁局，况且我们dna实验室主任万海龙同志正在做实验，没十几个小时出不来，人聚不齐。”
从现场赶到宾馆，市局曹副局长和刑侦支队长已经到了，非要设宴接风。
韩博不在乎吃喝，刚从看守所赶回来的周素英更不在乎，附和道：“二位领导，韩支队不能喝酒，我是不会喝，天下公安是一家，真没必要这么客气。”
“你们是客人，这么一搞我下次都不好意思去南港了。”
“曹局，瞧您说的，工作要紧，跟经理打个招呼，让厨房随便做点送到会议室，我们一边看材料一边吃。”
再强求就是矫情，曹局和郑支队对视了一眼：“既然二位这么客气，就按二位说得办。老郑，你去安排，我们先去会议室。”
“好，我来安排。”
“益安同志，小曲，一起来吧。”
市局领导只点了老宁的名，他甚至不知道小单姓什么，更不会清楚韩博与小单的关系，看着老部下想跟着一起去又不好意思的样子，韩博笑道：“小单，专案组做大量工作，材料太多，光我们看不过来，一起进去帮帮忙。”
“是！”小单从未想过在市局领导面前露脸，只是想跟老领导在一起，韩博一发话，顿时欣喜若狂。
材料是很多，办案民警送来一大堆，会议桌上全是。
曹局示意经侦大队长曲聪带上门，坐下来直言不讳说：“韩博同志，素英同志，实不相瞒，这个案子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被害人身份特殊，嫌犯情况更特殊，被害人亲属找市领导，嫌犯亲属到处告状喊冤。两家人不依不饶，社会舆论更是一边倒，说我们公安没本事破案拿一个疯子顶罪，影响极为恶劣。
遇到这倒霉案子，个个怕担责任，个个避之不及。别人可以躲，我们躲不掉，现在是骑虎难下，只能请你们协助。你们二位放心，我没定调子的意思，作为一个公安民警，作为一个执法人员，谁愿意办出冤假错案，发现问题请你们明确指出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么。”
“谢谢曹局理解。”
“应该是我谢你们，患难见真情，知道大概案情不仅没推脱而且来了，非常不容易。不光我感谢，我们何局也非常感谢，他今天实在抽不开身，委托我转达他的歉意。”
“您这一说，我真有些受宠若惊。”
“不说这些客气话了，言归正传，你去看过现场，听过进程同志介绍，素英同志去过见过嫌疑人，请你们谈谈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材料没看，看法暂时没有，想法倒是有一些。”
韩博侧身看看搭档，分析道：“办案民警是先从张大勇家搜出带血的铁锤，然后在其它地方抓捕张大勇的。他没见到民警从他家搜出凶器，民警也没跟他提过凶器。在接受盘问时却主动说出先开枪，再用锤子砸。
常言道孩子不说假话，疯子说的也不一定全是假话。如果……如果在抓捕、羁押和盘问过程中办案人员确实没提过，那么侦查方向应该没错，这个案子应该是张大勇所为，不只是一起刑事案件，也是一起精神障碍患者肇事。”
冯进程是负责具体侦办的，当即表态：“韩支队，我以党性、以人格担保，我们事先没透露过被害人死因，审讯过程中对嫌疑人更不存在诱供。正因为考虑到他是一个疯子，将来可能说不清，整个讯问过程全有录像。”
“他有没有可能从其它途径获知，毕竟从案发到他落网期间相隔6天。”
“可能性不大。”
冯进程翻出一份材料，解释道：“首先，案件发现及时，从路过的群众发现尸体到我们民警赶到现场前后不到5分钟，由于正值凌晨6点左右，路上行人不多，不像其它案件现场有许多群众围观。
其次，我们不止一次提醒过报警的群众，请他不要乱说。就算他没听进去，也不可能从伤势上看出嫌犯使用的是什么凶器，事实上我们市局法医也只是作出钝器伤的结论，找到锤子之前谁也不知道凶器是什么。”
“政委，你对嫌疑人的精神疾病是怎么看的？”
事关重大，周素英不敢轻易下定论，在看守所也只是隔着铁门看了几眼，摇摇头：“表面看不出什么，我要先看看病历，看完病历再去看看嫌犯。”
韩博刚才的分析，也是市局认定不会搞错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抓错人，是怎么证明市局没抓错人，怎么让被害人亲属、嫌犯亲属及全社会信服这一点。
只要把这些工作做好了，检察院乃至法院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不会被社会舆论压力所左右，也就能采信公安局提交的证据材料，就能顺顺利利结案。
曹局嘴上没说心里是这么想的，见韩博能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非常欣慰，陪众人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餐，再次感谢一番，找了个借口先走了。
法院不能搞“有罪推定”，公安与法院不一样，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必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先圈定嫌疑人范围，然后再搜证排除。
周素英、老宁、小单，甚至连曲聪都在看材料。
韩博一边看材料一边给在安乐市局技术部门紧张工作的万海龙打电话，当众人面说道：“海龙，不要光提取凶器上血迹里的dna，锤柄上有可能存在的dna也要提取比对。既要搞清楚血迹是不是被害人的，同样要搞清楚铁锤到底是谁的？”
“韩支队，他们这设备简陋，人员更少，就一个懂dna检验分析的技术民警，全提取比对估计要三四天。”
差点忘了安乐市局没这个条件，韩博沉吟道：“算了，我跟冯支队说，你带上检材回去检验，如果检出其他人的dna分型，我再请冯支队采血样送检。”
用惯既精确又省事的先进仪器谁愿意人工测序，在实验室里搞几天会把人活活累死的，万海龙不禁笑道：“这么安排最好，韩支队，那我跟小白先回去了。”
“我跟冯支队说好你就回去，同小白说一声，路上开慢点，注意安全。”
安排好这一切，周素英正好看完病历。
不是看得不认真，研究得不仔细，是张大勇从小到大几乎从未接受过治疗。
手边这些病历不是家人送他专门去精神病院或其它医院的精神病科看的，是按照政府尤其民政部门的一些规定去检查的，办残疾证、享受一些社会福利，需要提供这方面材料。
又不是在自己辖区发生的，老宁纯属“陪太子读书”，对这个案子不感兴趣，只对老朋友及老朋友的同事感兴趣，放下材料好奇地问：“周政委，嫌犯到底多疯，疯得有多严重？”
“典型的先天性精神分裂症。”
作为前南-港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副院长，作为一个精神病专家，这样的病例周素英见多了，耐心地解释道：“据世卫组织统计，哪怕一个表面看起来健康的人，也会携带5到6种隐性遗传病的致病基因。所以在近亲结婚的时候，夫妻双方携带相同的隐性致病基因的可能性很大，导致后代出现隐性遗传病的发病率增高。
在随机婚配也就是非近亲婚配的时候，由于夫妇二人无血缘关系，相同基因很少，他们所携带的隐性致病基因不同，所以不易形成隐性致病基因的纯合体（患者）。
张大勇父母是表兄妹，属于近亲结婚，其实父母携带的相同隐性致病基因到他这儿纯合了，主要表现为智力低下、精神分裂，存在严重的意识障碍和智力障碍。大脑功能紊乱、精神活动。
有时会耳闻人语、猜疑、思维混乱、言语文字难以理解、情绪不稳定、烦燥、兴奋、悲伤、紧张、恐怖、呆滞、健忘、冲动……这样的患者虽然很难治疗，但一些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手段对紊乱的大脑神经化学过程进行调整，可惜由于家庭条件困难，一直没接受过治疗。”
“很严重？”
“从病历上看以前没这么严重，小时候虽然常走失但还是蛮听话的，十五六岁的时候甚至能帮家里干活，他的精神疾病没得到治疗，身理却正常发育，雄性霍尔蒙分泌越来越多，再加上家庭矛盾刺激，父亲出外打工、母亲为多赚点钱没时间管他，缺少关爱，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
周素英从案件堆里翻出一份材料，翻开看看，接着道：“去年就有易怒、焦躁的症状，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在路上骂人、捡砖头块儿砸人，完全有可能发展到杀人，因为他意识中没杀人犯法这个概念。”
韩博想了想，突然抬起头：“政委，我觉得就算是疯子，他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杀人。”
“我正是我要说的，精神障碍患者肇事大多受过刺激，他三姐和三姐夫不是很孝敬父母，对他也不是很好，并且案发当日姐姐姐夫全在家，要是因为家庭矛盾受刺激，他不会跑那么远去杀人，完全有可能对姐姐姐夫乃至侄女下手。”
周素英顿了顿，继续分析道：“材料上写很清楚，他几乎天天在案发现场那条路上转悠，周围村民包括企业员工几乎个个知道他，这一带就他这么一个疯子，被害人同样可能知道，事实上一看就知道。
遇到他这样的人，一般人躲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去招惹他，也不太可能去刺激他去激怒他。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有可能不是他干的，但真要是他干的，必然有专案组没掌握的情况，有其作案原因。”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老宁对这个案子不感兴趣，小单这些年来一直搞经侦，一直想调刑警队局领导却不同意，好不容易遇上一起命案且有机会参与，真有那么点激动，材料看得很认真。
他冷不丁冒出句：“韩支队，我有一点不太明白，他怎么会一个人那么早出去？”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曲聪举起手中的材料，给曾经的战友解释道：“他母亲捡破烂赚钱，要赶在环卫工人扫大街之前翻垃圾桶，每天起很早，三四点钟天没亮就要从家出发。别看他姐姐姐夫现在闹挺凶，之前压根不管他。
他母亲担心出去之后他没早饭吃，很早就会把他叫醒一起吃早饭，吃完之后让他接着睡。他生活本来就没规律，吃完之后哪睡得着，开始还跟他母亲一起来市区翻垃圾桶，后来总惹事不让他再跟，就这么让他一个人在家附近瞎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