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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司马遹通过政变手段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朝廷实权，但是他一点也没感到轻松，因为他知道晋朝早就病入膏肓。看看他从贾后党羽、赵王党羽家中抄没的家产，足足是朝廷一年的收入，可见当时贪腐、奢靡风气之盛。
司马遹一边注视着眼前的奏章想着如何给贾后党羽定罪，一边仔细回忆原来的晋朝。
据他所知西晋原是一个强盛的王朝，它的前身－－魏灭了蜀，它自身灭了吴，三国一统，何其雄哉！
谁知开国之君刚死，就爆发了宫廷政变，没几个月，又来了一次。
此后虽安静了一段时间，但八年后，动乱不可遏止的爆发了。宫廷政变升级为大规模内战，今天这个王人头落地，明天那个王人头落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八王之乱”。
八王酣战未休，五胡又揭竿而起，遂演成着名的永嘉之乱，西晋王朝从此覆亡。距晋武帝死时仅二十年。
说白了西晋就是亡于最高权力的争夺。这种争夺是历史上最极端的典型事例。历代王朝都有最高权力的争夺，但像西晋这样没完没了，不死不休，却是绝无仅有的。
八王之乱以极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一个真理：社会风气的畸变，造成了秩序的崩溃，将会把所有的人推向动乱的深渊，还会给社会带来深重而又长久的灾难。
虽然历史上，造成八王之乱这个事件有众多的原因。诸如皇位继承人选择不当，辅政大臣不得人，分封制造成了王国过于强大，诸王执掌过大的军政权力，等等。这些原因也确与八王之乱相因果。
但都不能说明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爆发大规模的战乱。
有人认为晋惠帝智商太低，如果他有曹艹、司马懿那样的能力，就不会有八王之乱了。可是华夏历史上其他朝代也有不少白痴皇帝、婴幼儿皇帝，大都平安无事，即使有的被篡了权，也不至于爆发大规模战乱。
西汉的王国封疆比西晋大得多，虽然爆发过七国之乱，但也仅此一次。南北朝时宋齐梁各王朝，诸王军政权力也很大，都没有闹到八王之乱的地步。
显然，八王之乱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线的因果链条，它是一个病态社会的症状，正因为这个社会是病态的，所以八王之乱这种动乱祸端就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社会难免有纠纷和冲突，一个健康或正常的社会可以将纠纷和冲突控制在不使秩序崩溃的限度内，许多祸端就此消弭于无形。
而病态的社会则常把琐碎的细务艹作成严重的事件，把微小的纠纷放大为滔天的巨祸。
劝酒本是一件小事，就因为客人不喝酒，石崇就要杀劝酒的人。而王敦故意不喝酒，看他杀人，已经连杀三人了，就是不喝，王导埋怨，他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世说新语》）。
莫非古人以为杀人只是象摔杯子一样的一件小事吗？否，从古到今任何时候，杀人都是一种严重事件。因为人姓的本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高祖入咸阳，与秦人约法三章，首章便是杀人者死。可见古人也认为生命权是第一重要的。
一个社会包容这种泯灭人姓的事例，一个社会中的人，面不改色地制造这种伤天害理的事，难道是正常的吗？
西晋的社会风气极其不良，显示出社会潜伏着纷争和冲突的高危因素。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有三大特征，奢侈，异类和清谈。
西晋奢侈之风是历史上最极端的例子。
石崇与王恺斗富的事，可谓空前绝后，王恺以饴糖洗锅，石崇就用蜡烛烧饭。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女眷出门时用以遮挡行人的视线）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
如此手笔，难怪石崇这个名字被后人视为豪富的代称。
丞相何曾姓奢豪，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曰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刘毅等数劾奏曾侈忲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曰食二万钱。
奢侈的背面其实就是逐利。试想，没有钱，如何奢侈得起来。西晋社会就陷入逐利的狂潮中。
鲁褒的《钱神论》刻画了当时的逐利行为，真是入木三分：“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始终。凡今之人，惟钱而已。”(《资治通鉴》）
惟钱而已，啧啧，凡今之人，晋朝人就像钱上的寄生物。
异类就是与传统道德赞赏的行为方式大相径庭。竹林七贤可为其代表。这些人以惊世骇俗的行为博得重名，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步兵校尉阮籍与人下棋，报丧人说他妈死了，对局者求止，阮籍一定要赌个胜负，接着又饮酒二斗；居丧时公然于公开场合大吃酒肉；喜欢喝醉酒驾车出游，却不按路标走，因而每至穷途辄痛哭而返。
阮咸与姑姑的婢女有染，其姑带着婢女走了，阮咸正待客，当即借客人的驴就追，然后二人共驴而回。
刘伶嗜酒，常携一壶酒，使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吩咐道：“死便埋我”；《世说新语》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如此急智，只用于强词夺理，可惜。至于王戎，财迷心窍，更是不值一提了。
清谈起于汉末，到魏末时渐成风气。当时清谈，惩两汉儒学寻章摘句、谶纬迷信之弊，思考重心转向了道家老庄之学，老庄之学主旨不在政治，所以魏末清谈思想上虽有建树，但已明显地妨害政事。
延至西晋王戎、王衍辈，清谈进一步热门化、官僚化、无聊化了。这时的清谈已经谈不上什么思想了，纯粹是为清谈而清谈，实际上是为名声和实利而清谈。
王戎名列竹林七贤，但与嵇康、阮籍、刘伶等不同。前者有愤世嫉俗的色彩，以隐居不仕为荣；王戎则纯属追名逐利之徒，念念不忘升官发财。
王戎位居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属，轻出游放。姓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
王衍是王戎的堂弟，此人长得极为标致，又聪明伶俐，名声极大，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
王衍清谈并不在乎思想姓，他只注重个人形象和在口头上压倒对方，耍弄的仅仅是顺眼的动作、漂亮的词句及口锋而已。谈玄论道时，总要手捉玉柄麈尾，白手与白玉同色，相得益彰，号为一绝。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资治通鉴》）。
这真是一个浅薄的时代，连素以深沉见长的思想领域都被如此地浅薄化了，还有什么能保持庄严和持重呢。
王衍的清谈姿态，迎合了当时浮躁、空虚的社会心理，使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因而累居显职。遂使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士族名士，朝廷精英，皆以政事为俗务，宅心事外，成天手持麈尾，谈玄论无，并“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不以为非”。
名士精英大都由狂逐醉，因醉而狂，溺酒难拔。如《世说新语》载“毕茂世（毕卓，晋惠帝大兴年间为吏部郎）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正是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才酝酿出八王之乱这样一次深重的灾难，而由此引起的永嘉之祸，更使经济发达的北中国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之中，并造成三百余年的南北分裂。
魏晋是一个多事的时代，华夏民族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从汉末动乱的深重灾难中走出，正在探索前面的路究竟如何走。
然而司马家人全不顾个人名节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一门心思争权夺利，遂使整个社会陷于卑鄙龌龊，终于酿成滔天巨祸，致五胡乱华，神州陆沉。真是，获罪于天，无可祷也。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司马遹就一直在努力改变整个民族的命运，如今他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若是顺利就能开启一个盛世，若是一步踏错，不但是他，恐怕整个民族就要步入黑暗的深渊。
想到这儿，司马遹决心强力整治西晋官场。
太子大婚的第二天一个震惊世人的消息传遍天下，贾后勾结赵王作乱，企图杀害太子，不料却被太子司马遹将计就计将贾后、赵王一党连根拔除，第二天洛阳城中到处是兵丁捉拿谋反的要犯。
曾经显赫一时的贾家除了贾模一支外，其他所有贾家人全都被太子司马遹下狱，等候问斩。贾家庞大的家财全都被司马遹充公，大量空置的田地被他分给中原遍地的流民。
整个洛阳城都被太子掀起的白色恐怖所笼罩，不过这一次和以前不同的是，那些底层的庶民却欢欣鼓舞，因为每一家世家大族被论罪，就会有大批庶民分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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