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江湖儿女。
司徒美堂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自幼家中赤贫，5岁丧父，10岁辍学，在新会县城打工，14岁那年，母亲给他四处借钱把他送上开往美国的轮船。
到了美国后，和很多当时前往美国谋生的华人一样，司徒美堂在旧金山的唐人街打工。
司徒美堂长期在社会底层打拼吃了不少苦；身居异国他乡，遭受了种种歧视，他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华人华侨在海外的苦难和自己国家命运是紧密联系的。
他说“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耻之痛”，远在美国的司徒美堂此时逐渐有了反清意识，到美国三年之后他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
洪门致公堂是当时在美国华侨中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反清会党组织。
加入洪门致公堂后，司徒美堂的地位也逐渐得以提升。时机成熟后，司徒美堂联合一些同道在波士顿成立了“安良堂”。
“安良堂”虽然还在致公堂体系之下，但是发展非常迅速，巅峰时在当时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2万多人。司徒美堂已经成为洪门大佬，手下人尊称其为“叔父”。
司徒美堂在美国日久，看着自己一手创立的“安良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影响日增，和美国社会打交道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他决定聘请一名美国的法律顾问，为自己处理法律事务，保障自己和社团的利益。
司徒美堂最终聘请的法律顾问叫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就是刚刚去世的美国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司徒美堂和罗斯福还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罗斯福去世之后，司徒美堂一度悲伤不已。
而李云烨的父亲李祥文，整整比司徒美堂小十岁，老爷子二十来岁就参加了义和团，后来阴错阳差的来到美国。
加入社团以后与司徒美堂一见如故，兴趣相投，两个响当当的汉子结拜成了兄弟。
李祥文老爷子也是经过血雨腥风，才闯下了偌大家业。
两位老爷子对国家有利的事情绝对是义不容辞，各自发动自己的资源开始寻找这些爱国英才。
李云烨要找的这些中国学者，在欧美学术界都是非常出名的人物，所以两位老爷子的行动非常顺利。
美国政府对“国民党不能搞好中国”这事十分放心，因此对中国留学生也毫无戒备。
比如吴健雄、钱学森都参与了美国最高机密等级的“曼哈顿计划”，梁思礼等人则是参与了美国的洲际导弹计划等等。
这些中国学者在美国享有盛誉，拥有各种职务、头衔，他们都过着优厚的生活。
就拿“三钱”来说，这三人都是着名学者，他们的关系，真是非同一般。
钱学森生于1911年，钱伟长生于1912年，钱三强生于1913年。
“三钱”都是浙江钱王后裔。钱王是五代十国人，21岁从军，因骁勇多谋而一路升迁至杭州刺史。907年，被梁朝廷封为吴越国国王，人称“钱王”。
他定下的家训被代代相传，所以钱氏子孙中人才辈出，除了钱学森、钱传长、钱三强三位科学家外，还有很多名人。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不仅是一位文史专家，还是爱国的革命人士，钱伟长的叔父钱穆是国学大师，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不仅是思想和文学大家，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钱学森舒适的家成了一个小社交圈子的中心，圈中人有清华、交大的校友，也有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同事。
钱学森喜欢举办盛大的家宴，他会当着客人的面兴致盎然地炒菜，而通常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于准备工作的蒋英，则静静地坐在他的旁边。
他拥有了人们梦寐以求的一切，可爱的妻儿，辉煌的荣誉以及财务自由。
然而，他却在给挚友马利纳的信中写道：“东方的形势变化非常快。我真的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但或许，没人对自己的未来有把握。”
钱学森多次眼含泪光地表示：“毫无疑问，我的事业在中国，我是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
当段鹏带人来到钱学森的面前时，把来意说明之后，钱学森当场答应下来，丝毫没有留恋美国的一切。
只要能够回国，他愿意放弃这里的一切工资待遇、他积累下来的财产、他的名誉头衔，只要能够让他回国，一切都可以舍弃。
1913年，钱三强出生于浙江绍兴，他的父亲钱玄同在大学任教，思想开明，母亲出自书香门第，学识丰富。
钱三强，16岁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岁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24岁毕业于清华大学。
1937年赴巴黎大学深造，师从居里夫妇。在法期间，钱三强在核物理研究中提出了重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等多项重要成果。
钱三强时刻为回国报效做着准备，在学习和工作期间，除了物理研究，他主动帮忙、积极承担化学方面的工作。
他这样做的原因，正是为了把在国外学习到的技术回国以后都运用起来。
当抗日先遣军的战士们远赴法国找到钱三强的时候，他知道祖国迫切的需要他，于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祖国，他要为自己的祖国造出原子弹。
钱伟长18岁时中文历史考双百，进入清华。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眼见国家风雨飘摇，钱伟长意识到只有更先进的科技和武器才能保卫祖国，决定转学物理系。
他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为了国家，他一生学过的专业多达十几个，被人形象地称为“万能科学家”
钱伟长29岁时出国深造，临行前他说：“此次西行不为功成名就，不为锦绣前程，只为救国！”
短短6年，从名不见经传到名扬四海，钱伟长解决了困扰力学界的多个难题。
钱伟长见到抗日先遣军的战士时，只有一句话，那便是我的祖国需要我，我要回去！
这些科学家们，早就成为了世界的宝藏，站在了世界的最前沿，在科技发展方面，无论是眼光还是能力，他们都具备。
正如他们所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在国家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义无反顾的决定早日赶回祖国，为国家效力义不容辞！
这些爱国学者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绝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的结果。
其中有人说：“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既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先遣军在东北打败了日本人，那么东北的环境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乱了。
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在未来有信心有能力，再一次富强起来，再一次屹立在于世界民族之林。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要做出贡献，既然国家需要他们，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帮助祖国完成这一目标。
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着他们放弃了美国的优越条件，毅然回到了一清二白的祖国呢？答案只有一个，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是我国千年来的传统美德，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着数不尽的爱国之情。
在我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无数爱国之人，屈原、岳飞、文天祥等无不激励着后人任何时刻，不管身处何地都要保持一颗爱国之心。
据调查，从1945年7月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段鹏带着特战队员在李祥文和司徒美堂两位老爷子的帮助下，段鹏和战士们一共分批次护送了6000多名各行各业的精英回国，无一人受伤。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爱国科学家们竟然无一人拒绝祖国的邀请。
其中第一批回国的物理科学家们，回国的时候，正是战乱的时候，这些爱国科学家冒着生命危险才来到当时最安全的东北，在最快的时间为祖国造出了原子弹，导弹，飞机等国防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