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王与国公们固然是新朝最为显赫的一批新贵，但绝大多数的普通将士才是真正需要重点封奖的主体。尤其这一次灭国与开国之功兼而赏之，各类赏格也是丰厚一场。
为了能够确保上下将士皆能不遭遗漏的公平受赏，朝廷在原本的爵官与实物奖赏体系之外，又设立了十二等勋官作为记录褒扬勋臣武将的唯一标准。
这十二等勋官也并非新朝首创，而是在过往西魏府兵体系中便先后出现的一些官阶名目单列出来，作为府兵将士们记录功勋资历的一个等级划分，自下到上分别是勋士、都督、帅都督、大都督、仪同、上仪同、开府、上开府、大将军、上大将军、柱国、上柱国。
府兵制度肇始于宇文泰霸府，直至今日已经成为唐皇恃以平定各方、掌控大权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其组织形态与内部等级也是渐趋完善。随着十二等勋官的公布，也标志着府兵将士们拥有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等级制度与上升渠道。
大唐新朝的勋官制度并非只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军事作战人员最为重要的封赏标准。随着勋官制度公布之后，诸府军士有勋则必有赏，爵禄皆循勋阶。
就拿受封诸国公来说，首先是要有上柱国的勋阶，而后才得授国公封爵。勋官就是武人们的本品官，勋由战出，凡封赐、荫授皆不得予。
虽然任何的制度都难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而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起码在当下而言，仍是用武之世，自然也就需要强调给予武人优厚的待遇与各种荣誉地位。
勋官诸等级官阶名目皆从原本的府兵体系中发展出来，在中下层将士们心目中本就拥有着非凡的色彩，如今成为人人皆可凭借功勋而达成的目标，而且勋官的获取途径比较单一纯粹，又给人一种公平公正的感觉，自然能够极大的激励人心士气。
所以这一次大唐朝廷奖酬功臣将士们的内容就包括了勋官、爵职与钱帛、土地和奴婢等几种封赏，将士们凭着勋功高低而得授勋官，勋官的等级则直接决定了后续几项封赏的多寡。
李泰对于功臣将士封赏向来都不吝啬，尤其这一次灭齐与立国这两项大事累加在一起，因此各类封赏也都是丰厚至极。
虽然眼下还有许多军府将士滞留征途、仍然驻守晋阳与河北等地未及返回，但他们的封赏也都及时发放到了各自所属的军府，除官爵之外的其他钱帛物料与赐田奴婢等等皆由其家人代领。
同时朝廷还鼓励诸府军士能够走出关中，散往更为广阔的天地之间，尤其是新征服的北齐领地，因为同样也需要创建军府，凡诸府军士若肯留在这些新征服的领地中，那么土地与奴婢之类的赏赐都会在原本的基础上加倍赐予。
无论在当下还是在未来，河北都是需要重点经营的区域之一。就算是未来要将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从关中转移到河洛地带，也同样需要一个稳定的河北作为支撑。
李泰当然是乐见众多的关陇子弟前往河北落地生根，通过他们在河北落地生根从而加强朝廷对于河北的统治。而且以府兵这种军事单位迁移于河北，也避免了未来会滋生什么土客矛盾，府兵也并非北齐鲜卑军团那种比较纯粹的寄生模式，他们本身就具有生产职能，可以投入到地方的建设中去。
由于大量征士未归，朝廷也就并没有针对当下府兵系统进行更加全面的改革，仅仅只是通过勋官等级的确立来优化了功士的封奖与上升的渠道，并以此为标准而大酬功士。
一个政权的建立，除了大封群臣、大将功士之外，政治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得益于李泰旧年便针对西魏人事进行了许多的改革，到如今从西魏过渡到大唐朝廷倒是比较顺畅。
早在李泰执掌霸府时期，朝廷三省六部雏形已有，尤其是尚书省下属六部俱全，在行政层面已经是运作自如了。
不过由于当时李泰还并非真正的君王，而是以大丞相、尚书令的权臣名义执掌权柄，所以在国务决策层面具有重要作用的中书省和门下省还没有得到加强，两省职能全都集中在霸府，并未形成三省格局。
如今李泰成为了正式的皇帝，自然也需要将这一部分的职权进行下放，加强中书、门下两省的职权，构建起一个比较正常的政治生态。
中书省掌军国政令、佐天子执政，国之制诰皆由此出，魏晋以来便为枢机所在，并且在朝廷格局之中位置越来越重要。门下省出纳帝命、总典吏职，佐天子统政，侍中一职由来已久，本是出入禁中、近侍帷幄，其后渐掌奏事纳谏、拾遗补阙，以至于封驳上命。
简而言之，这两者一掌政令的拟定、一掌政令的宣达。一道影响国家政治的命令，先要在中书省形成具体的书令条文，而后传达到门下省进行核查审批，然后再由门下省发付具体执行命令的机构进行实施，这些命令的主要执行机构便是尚书省六部。
这一套的流程便形成了一个三省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的一个局面，一个帝王哪怕再怎么权欲熏心、不肯放权，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的亲力亲为，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因此正需要这样一套职权和责任都清晰分明、井然有序的统治系统进行辅助。
当然，对于李泰这种威望无双的开国帝王，本身又可以称得上是比当世任何一个人都要更加清楚新生的大唐政权该要如何发展的人，这三省六部的政治构架其实是形式大过效果的。
因为本身威望既高、加上目标明确，所以他的行事风格必然也就要更加的强势，任何一种官制都只是为了配合他，而非是为了斧正和限制。但他之所以还是要施行三省六部的制度，主要还是为后世创制，对此同样也并不马虎。
由于三省各有司掌、分工明确，丞相这一南北朝时期霸府意味浓厚的职位就没有再继续保留下来的必要了。包括尚书令这一行政系统的老大，大唐朝廷同样没有再设置，而是以尚书左右仆射分掌尚书六部事宜。
如此一来，尚书仆射两员、中书令两员、门下侍中两员，这便是如今朝廷最为重要的几个职位，得任此职的臣员各自都分掌了一部分原本丞相的职权。
对于李泰和新生的大唐政权而言，三省彼此间互相制衡的效果并不是当下所需要的，反而更加需要三省诸司通力合作、认真努力的执行皇帝陛下的命令，各种不必要的内耗则能免则免。
所以在三省六部之上，李泰又将原本的上阳宫政事堂保留下来，用以供中书、门下两高官官合署办公，在政令的拟定和宣达程序上尽量做到顺畅快捷、减少分歧。
至于尚书仆射由于需要实施监督六部行政，则就不需要在政事堂办公，当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特许尚书仆射又或者其他高级官员进入政事堂办公。
如此一来，丞相的职务虽然不再设置，但政事堂的存在又能够发挥出过往丞相府的职能，因此在政事堂办公的朝士重臣，同样也可以称为宰相，只是从原本的独相转变为群相，职权也被拆解开来。
李泰所选择的第一届执政班底，尚书左右仆射分别由先后担任过他的行政副手的崔谦与长孙俭出任，彼此间早有共事的默契，两人也都能充分领会他的意图从而做出恰当的配合。中书令则有卢柔和柳敏担任，门下侍中乃是梁国公萧詧与出身元魏宗室的元赞。
至于其他那些重要的朝廷职位，也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陆续的选贤任能，务求做到才能与职位相得益彰。
这其中，李泰将在河北颇负盛名的崔瞻任命为礼部尚书，着其前往河北巡告诸州郡择贤入贡、以待朝廷考察授官。通过诸州贡士，开始正式的通过选举渠道逐步的将河北士流也纳入到新朝的统治序列中来。
就在崔瞻奉命出巡的前夕，新封冀国公的高仲密却连连求见，主动请缨前往河北巡抚民情：“臣徒以齿长，于国立功甚微，但幸与至尊相共危难，遂得恩佑荣赏，心甚感激，常思报君。今河北新定，臣家于河北旧享薄誉，今请为至尊使徒喉舌，为至尊奔走宣告仁治，盼能使人心速定、秩序早成！”
李泰对高仲密那就太了解了，绝不相信这老叔会有这么强的事业心，闻言后便也直接笑语说道：“河北诸事，自有群徒勤奋分事，无劳阿叔奔走一程。阿叔居此若有锦衣夜行之憾，来年局势安定之后，我亦将亲巡河北，阿叔自可同行，风光荣归、炫耀乡里。”